截至2020年，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主要载体的自主创新战略已经实施完第一个15年规划阶段。一个最直观的结果是：一方面，中国在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核电、半导体显示、太阳能光伏、能源装备、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重要工业领域，快速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但另一方面，中国依然在半导体芯片、关键基础材料、核心软件和装备等领域面临“卡脖子”困境。那么，为什么过去15年的自主创新实践会形成上述格局？面对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冲击，如何能够尽快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总结过去15年开放条件下自主创新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还将为新时代条件下日益紧迫的科技自立自强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作提供更具价值的政策建议。

▍从技术-生产者视角转向市场-用户视角

（一）创新研究中的两种分析视角

回顾和总结自主创新实践，首先需要明确从何种视角出发。国内外创新理论中一直存在分别从供给侧（supply-side）和需求侧（demand-side）出发，研究创新动力及其演变的两种分析视角。供给侧视角聚焦技术知识和组织能力的生产及其演化路径和过程，需求侧视角则更关注市场和用户的规模、内容及变化如何影响创新的路径和绩效。

这种区分最早源于经济学界对“技术推动创新”（technology push）还是“需求拉动创新”（demand pull）的争论。上述宏观层面的争论又进一步在微观企业创新层面具体区分为生产者（producer）视角和用户（user）视角，并在创新政策研究中相应衍生出供给侧政策和需求侧政策。尽管平衡这两种视角的呼声从未停止，但以技术-生产者为核心的供给侧视角始终占据国际创新研究的主导地位，以市场-用户为核心的需求侧视角虽然正在获得更多的重视，却主要扮演补充和挑战者的角色。

受主流创新研究视角的影响，后发展语境下的技术追赶和创新研究也重点讨论如何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通过技术引进和学习获得制造及研发能力，同时认为后发展国家的市场规模小和用户购买力不足，难以在技术赶超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作为后发展研究的最新主题，21世纪初以来兴起于中国的自主创新理论和政策研究，同样集中于讨论技术引进、科技创新和自主开发等问题。各级政府也非常注重制定相关财税政策，支持企业开展研发、国产化、基础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活动，但对市场、用户和技术应用等需求侧问题却缺乏足够重视。这两种研究视角的不平衡发展现状，已对学术界全面理解中国自主创新实践的经验和潜力产生负面影响。

（二）主流技术-生产者视角的贡献和局限性

2006年前后兴起的有关自主创新问题的讨论，很自然地首先从技术-生产者视角开始。例如，当时争论的焦点是：技术引进和合资政策是否带来了先进技术？自主创新是不是“闭门造车”？如何激励本土企业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开发自主技术和品牌？虽然依旧存在争议，但在经过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工业实践的检验之后，主要从技术-生产者视角展开的争论已经有了一些基本定论。尤其是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爆发，多数人都会认同以下基本判断：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开放条件下的技术学习和交流，但无论是否进行技术引进或国际合作，唯有建立产品开发平台并坚持自主技术研发，才可能掌握核心技术能力，否则只能落入技术依赖和受制于人的境地。

即使是最近几年流行的“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概念，依然没有完全跳出技术-生产者视角。其实，无论知识生产和产品创新过程正在变得如何开放，都无法否定“核心技术能力只能通过自主研发才能掌握”的基本逻辑。更准确地说，只有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球范围内丰富的技术知识和市场机会。

所以，从技术-生产者视角展开的大量研究，已经较好地回答了“什么是自主创新”和“需不需要自主创新”这两大核心问题。不过，当“必须自主创新”的逻辑和理念被广泛接受，并转化为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大规模创新行动时，同样重要但更为棘手的问题随之出现：如何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让用户接受本土企业自主开发的技术和产品？如何与具有先发优势的跨国企业争夺市场份额？此时，主流的技术-生产者视角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即它无法很好地解释开放竞争条件下自主技术的产业化和竞争力问题。因为技术的自主或先进程度并不能自动保证产品的市场生存能力。尤其是面对外国成熟产品的竞争，本土技术和产品经常不被用户认可。这也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如此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转向市场-用户视角的再讨论

虽然技术（产品）和市场（需求）是后发企业创新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但无论之前的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实践都未能充分重视市场-用户视角及其反映出来的更根本问题。

2006年自主创新战略全面实施后，中国掀起了自主开发和科技创新的浪潮。不过，国家政策在直接为自主创新活动提供政策和资金等激励条件的同时，把大部分的技术和产品应用过程留给了市场。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企业和消费者用户形成了优先使用外国先进产品的偏好。虽然政府一直在石化、能源和军工等领域努力推动国有企业用户采购本土核心产品，但在更广泛的民用竞争性工业领域尚未全面形成这种推动力。尤其是那些对关键核心技术有大规模需求的大型工业用户，对质量和安全的要求很严格，非常不愿意冒风险使用国产产品。即使是实际技术性接近国际水平的本土企业，也普遍因为“业绩”不足而被限制了成长潜力。它们只有在耗费大量游说成本或意外获得机会的情况下，才艰难地得到认可。即便如此，本土产品还是经常作为除特殊情况外不会被大规模采购的“备胎”，或帮助采购压价的“友军”。

当前，自主创新实践遇到的最大阻力，越来越不是技术差距问题，而是市场和应用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技术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具有挑战勇气和基础的本土企业已经广泛出现，并且在关键零部件、设备、材料和软件等领域实现了突破，但面对相对稳定的国际供应链格局，它们的成长速度和实际潜力却因为应用机会不足而受到压制。这并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技术相对落后的事实，因为任何暂时粗糙或落后的产品，都只有获得应用机会才可能不断改进和创新。其实，如果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改进机会，自主创新企业原本可以在技术和规模上进步更快。当很多不被看好的本土企业意外提供了比肩国际水平的产品，甚至是首先从国际知名用户而不是国内用户获得订单时，上述判断更加确定。

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政策不仅需要支持本土生产者以符合用户需求的标准把产品造出来，还应该鼓励和引导本土用户主动采购国产产品。“不信任国产产品”和“没有广泛用起来”，是过去15年自主创新实践遗留的重要教训和未解问题。而“广泛用起来”往往会比“造出产品来”遭遇更大的市场和政治阻力。当前，本土挑战者依然与跨国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但它们并不缺乏自主创新的意愿、能力和行动，只是仍需要大规模应用机会去改进产品和证明自身实力。

▍贸易争端和疫情冲击对自主创新实践的启示

从技术-生产者视角来看，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争端和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再次为关键核心技术缺失问题敲响了警钟。但从市场-用户视角来看，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却“意外”地为本土核心技术和产品的成长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如果说之前开放稳定的国际供应链格局客观上限制了本土创新企业的发展，那么政治和自然事件导致的国际供应链中断威胁则打破了原有的供应链格局。国产替代和自主可控不仅再次成为坚定的政策导向，更成为市场和用户的自发选择和普遍行为。尤其是后一种根本性变化，为本土企业获得期待已久的大规模应用机会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以“华为事件”和“抗疫物资短缺危机”创造出来的大规模本土应用机会为例，二者都属于随机偶然事件对中国工业和企业造成的极端冲击。这种带有随机试验性质的冲击，能最真实和充分地检验中国自主创新企业的实力。

前所未有的政治断供或疫情物资短缺引导我们反思以下重要问题：中国企业是否会因为失去国外核心技术就无法继续创新升级？中国是否能够主要依靠自主技术解决重要的经济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普遍是存疑的。但“华为事件”和“抗疫物资短缺危机”两个特殊现象却表明，之前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本土技术和产品其实可堪大任，而且正在进入大有可为的关键历史时期。

（一）华为被迫转向和中国半导体工业的“后备军”

“华为事件”不仅仅考验了华为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更是对整个中国半导体和软件工业自主升级能力的全面检验。虽然华为是自主创新的代表，但长期以来在芯片和软件等核心产品上也高度依赖美国企业。2018年，华为92家核心供应商中有33家美国企业。但在被美国制裁后，华为不得不启动“备胎转正”计划，并转向本土供应链，实行核心产品“去美国化”行动。于是，很多之前难以进入华为采购系统的本土企业，迅速获得了测试验证、合作开发甚至批量应用的机会。比如FPGA芯片供应商紫光同创、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存储芯片供应商长江存储、OLED面板供应商京东方、钽电容供应商宏达电子等。

实际上，2019年下半年以来，华为先后大规模出货的5G基站、Mate30和P40手机，都快速实现了核心零部件的“去美国化”和极高比例的国产化。尤其是，之前被普遍认为无法实现国产替代的核心产品，很多都研制了出来，或者正在快速突破的过程中。比如回天新材的高端电子用胶产品，其实早在2017年就通过了华为的验证，但一直无法放量。美国实施制裁后，回天新材在几个月内就与华为对接超过50多款产品。如此快速的产品导入过程说明回天新材的产品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问题。回天新材董事长章锋因此认为，“贸易战”对回天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好机遇，因为以前国内许多公司都迷信外国材料，现在选用国内品牌后发现比外国的产品质量还好。

所以，美国制裁虽然造成国际供应链开放程度大幅降低，甚至正在彻底封杀华为海思芯片的发展之路，却戏剧性地打破了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的供应链格局。大批本土企业通过华为的支持正在快速成长，它们扩大产能和开发高端产品的速度将大大提升。

（二）“抗疫物资短缺危机”中涌现的本土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医疗产品陷入极度短缺状态，这引发了一场类似华为所经历的“工业试验”，即主要依靠本土供应链来满足医疗物资需求。疫情初期，这种极端条件下的试验也因为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而受到质疑。但后来的事实却是，全世界只有中国能主要依靠自身设备和核心零部件满足暴增的医疗物资需求。

生产口罩熔喷布材料所需的熔喷模头和喷丝板组件，是2020年上半年市场上最紧缺的产品之一。权威媒体曾在2020年3月20日判断：“与其他很多制造产业一样，高端装备和关键部件是制约熔喷布产业发展的一个掣肘……国内提供熔喷布成套生产设备的厂家也不少……但核心部件熔喷模头依然依赖进口。”确实，这种加工难度极大的核心零部件，一直被日本卡森、日本喷丝板和德国恩卡等国外企业垄断，且年产量只有几十台。

然而，常州纺兴精密和台州精诚时代却在短短40多天内就生产出供应中石化3.2米宽幅特制熔喷布生产线的喷丝板组件和熔喷模头。相比于常规的1.6米宽幅生产线，3.2米特制生产线所需喷丝板和熔喷模头的研制难度至少提升6倍。为什么这两家“默默无闻”的企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紧急任务？原来，常州纺兴精密源于1970年设立的常州喷丝厂，50年来专注于化纤纺丝喷丝板设计制造，目前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分别达到80%和35%。台州黄岩的精诚集团是1996年建立的民营模具厂，是最早一批进入高端模头市场的本土企业，并在2015年成为当时国内唯一掌握高端模头和喷丝板全套技术的企业。疫情期间，精诚集团在国内中高端熔喷模头市场的份额高达60%~80%。

上述意外现象同样出现在口罩生产线所需要的空气压缩机，以及高端医用呼吸机所需要的微型涡轮风机、传感器和FPGA芯片等关键产品中。比如，由浙江鑫磊压缩机公司为中石化仪征化纤公司提供的空气压缩机，不仅质量完全合格，而且产能比原来的韩国产品提高了38%；杭州贝丰科技的微型涡轮风机则首次进入国内高端呼吸机龙头企业供应链，打破了瑞士企业Micronel的长期垄断。总之，新冠疫情导致的国际供应链中断状况，意外地展示出中国本土企业被人忽略的实力和潜力。

（三）小结

综上所述，政策和学术界（甚至包括产业界自身）对本土企业实力和潜力的认知，都不同程度地偏离了真实的工业实践。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传统的技术-生产者视角的影响。因为他们都把焦点放在了产品的技术性能指标上，以是否在具体指标上接近或超越外国产品为标准，来判断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但这种标准只会将本土企业笼统地置于“大而不强”的位置，却忽略它们在应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真实水平，最终强化对本土产品的不信任心理和对外国产品的跟随模式。这种跟随模式比技术差距本身，更加严重地阻碍了本土企业及其产品的发展。

本文并不试图夸大实力和掩盖差距。但进一步联系到2015年以来对大量一线制造业企业访谈调研获得的证据，本文有理由相信相当多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技术积累和挑战意愿，只是需要一个与用户协同开发和成长的过程。因此，当前国际开放程度的适度乃至大幅度降低，反而有利于自主创新企业快速成长。因为这一局面意外逼迫原本依赖国际供应链的中国下游用户企业转向本土供应链，这正在彻底改变本土用户的供应链策略和创新模式，继而为本土供应商证明自身实力提供广泛的机会。这种趋势一旦形成，相关技术壁垒的突破将更多只是时间问题。

▍新时代自主创新工作的调整和强化

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冲击引发的大规模国产替代试验，为推进新一轮自主创新工作提供了重要思路。之前的政策把自主创新的核心内容主要定义为技术问题，未能重视将技术和市场应用连接起来的过程，尤其是忽略了作为战略性资源的本土用户和市场。面对当前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政府在扩大对外开放和吸引高质量外资的同时，更应顺势利用贸易开放程度降低和产业链本土化的契机，最大程度地发掘各个产业链中有潜力的本土生产企业，为它们进入本土用户的采购系统牵线搭桥和提供信用背书，最终推动本土关键产业领域的生产企业和用户企业进行全面对接。

这种对接活动虽然正在部分市场中自发进行，但更需要通过政策支持和动员大规模地推广到各个工业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决策层频繁强调突破“卡脖子”技术和实现自主可控的重要性。2020年10月31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罕见地明确要“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并“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2021年“两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在确立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新型举国体制”、“揭榜挂帅”制度、“企业创新联合体”和“上下游产业链融通”等重要政策路径。这些政策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涉及关键核心技术的市场需求和应用问题，但同时还是受到技术-生产者视角的局限。

以备受关注的“揭榜挂帅”制度为例。其基本形式是面向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把真正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谁有本事谁就去揭榜。这个强调“需求牵引”和“创新不问出处”原则的新政策，将有助于从制度、思想和风险层面减少对国产核心技术的束缚，为真正具有技术潜力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创造更多市场机会。但“揭榜挂帅”制度还需厘清两个重要问题：到底由谁张“榜”？谁又能最终“挂”帅？前者涉及如何确定发榜主体和榜单内容是否符合真实产业需求的问题，后者则涉及评价主体、标准和机制的问题。从市场-用户视角来看，如果榜单中公布的“技术任务”不能反映真实产业需求，或者评价主体不理解真实产业状况，那么“揭榜挂帅”项目可能会继续遭遇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的困境。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忧，是因为目前的发榜主体和评价主体都主要是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但相较而言，只有在市场上长期打拼的企业和企业家，才更有能力对关键核心技术或应用基础研究提出真实而具体的需求，并评判对应研究成果的有用性和适用性。所以，需要决策者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更多地调动大中小企业参与“发榜”“揭榜”“挂帅”等工作。

其实，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在家电、汽车、智能手机、计算机、高铁、船舶、钢铁等各工业领域培育出一大批占据庞大市场份额的领先企业。我们往往片面地看到这些企业受制于国外的关键核心技术，却忽略了它们同时几乎是全世界各种关键核心技术的最大用户（买家）。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很早就提出，一国国内用户需求的性质、内容和规模会显著地影响相关生产者的技术水平，哪里存在高端（advanced）和挑剔（demanding）的用户，哪里就有可能培育出技术先进的生产者。所以，处在应用最前沿的中国用户企业能够对中上游关键技术的生产企业或科研机构提出准确的需求，甚至掌握着某些核心技术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定义权”，从而有能力影响相关生产企业的市场命运。

如果本土用户企业能够在政策动员下广泛地参与“揭榜挂帅”“供需对接”和“产用创新联合体”等活动，通过需求表达、试用反馈和订单支持等形式，主动带动本土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应用迭代过程，那么本土生产企业或科研机构就能根据准确的用户需求开展创新过程。只有这种紧密面向真实市场需求定义技术和开发产品的创新行为，才可能持续获得市场应用，进而发展出突破“卡脖子”难题的有效路径。

当前，美国实施的技术断供政策确实已经对中国关键企业和产业造成了明显伤害。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困难，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崛起过程必须跨越的障碍。政府应该牢牢把握以庞大用户为基础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本土用户企业对中高端技术的持续和紧迫需求，去全方位地支持、引领和鞭策上游生产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过程。这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方向，也是支撑“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基础。正如当年毛主席所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